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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年秋天，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将自己二婚不久的丈夫张汝舟告到了官府，同时还提出了和离的请求。
李清照45岁那年，金人南下入侵中原，她与丈夫赵明诚为避战乱到南方，随身带着用一生钱财收集来的古董器物。不久，赵明诚病重去世。在颠沛流离中，文物古董变卖，丢失。留下的大多数都是残破的书册字画。
在这些书册里面，有一部赵明诚尚未完成的《金石录》,在晚年的岁月里，李清照就以整理《金石录》来打发日子，这也是支撑她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们耳熟的古代女子在丈夫去世后，是必须从一而终，不得再觅良君。
但是，当时的宋朝法令规定，寡妇如果不肯再婚，父母是有权利命令她再嫁的。官员家里面的女眷守寡多年，很有可能被御史弹劾。
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大病了一场，所以她深深知道自己的身边是多么需要有一个可靠的臂膀，来帮助自己度过余生。
就在这个时候，李清照身边出现了一个人，他叫张汝舟，进士出身，斯文有礼，能言善辩。张汝舟不嫌弃李清照是一个寡妇，年龄比他大，反而对李清照呵护有加，不时地照顾她。对于身处绝境的，心理脆弱李清照来说，这样温柔又深情，又懂得照顾人的张汝舟，怎能不叫人心动。
于是张汝舟向李清照求婚时，她同意了，然后就满心欢喜地嫁给了他。
可是，婚后的张汝舟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开始不停地追问李清照，赵明诚的那些藏品放在哪里，要李清照拿出来。李清照告许他古董器物在逃亡中遗失了。张汝舟不相信，就对她大打出手。李清照自然是不肯将赵明诚的古董字画告诉张汝舟。
这时候李清照才知道，原来上天并没有再赐给她一个赵明诚。张汝舟娶她是有目的的，就是为了赵明诚的藏品。认清了张汝舟渣男的真面目之后，李清照开始寻找机会，来摆脱张汝舟的魔掌，结束这段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在多次寻找机会，都没有找到可以扳到张汝舟一击而中的证据，心里不免焦急。就在这时，正好有一次张汝舟喝醉了，洋洋得意地告诉李清照，自己当年科举考试时是作了弊，才得了进士。
李清照抓到了这根救命的稻草，一刻也不耽误拿着这个信息去官府告状。但是因为当时的宋朝刑法规定，妻子告丈夫，即使告赢了，也要坐两年大牢。
李清照为了掌控自己的婚姻，坚定地去官府告状。李清照告赢了，两人和离。但人也坐牢了。
幸运的是，在李清照坐牢期间，她得到了朋友的帮助，没几天她便出狱了。
现代的女性，有《婚姻法》，有社会道德的舆论，只要愿意，都可以打响自己的婚姻保卫战，就能够掌控自己婚姻。
李清照，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才女，就敢遵守当时苛刻的律法，宁愿坐牢，也要实现自己的婚姻自由，值得我们尊敬。
任何一个人被爱情伤过心的女人，都容易怀念过往，感叹青春，想念过去幸福的日子，更何况是当时艰难生活的李清照。
到李清照晚年，就写下了《声声慢》这首词。李清照所寻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她的家国，她的亲人。心里亡国之恨，丧夫之哀，孀居之苦，凝集心头，无法排遣，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者：怀揣梦想的豆豆
她们为什么宁愿自杀也不愿坐牢？牢房中有什么比死还让她们感觉到可怕的吗？
犯罪从古至今都有，有犯罪就有罪犯，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制定了很多的刑法，为了限制罪犯的自由，监狱也就应运而生了。
监狱最早是用来关押战争中的战俘的，后来才演变成关押罪犯的地方。在我国古代，很少有罪犯被长期关押在监狱，因为管理罪犯是需要成本的，而这种成本又恰好是统治者不愿意承担的，因此在古代犯人被关押在监狱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两年。再加上古代帝王遇到节日啊、国家有重大喜事啊经常会大赦天下，那么一些运气好的罪犯刚被关押不久就会被释放了。
在这些罪犯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女犯人，可古代的女犯人大多宁愿选择自杀，而不愿去坐牢。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西汉时期，我国的监狱数量多达了2000多所，也出现了专业关押女犯人的监狱。在明朝时期也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将男犯人和女犯人关押在一起，对关押女囚的地方也有专门的伴婆。古代女子在的社会地位很低，官府很多情况下也不愿去管她们。因此啊，大多时候女子都是不会受到刑罚的。那什么时候女子才会受刑呢？
到了宋朝，刑法制度逐渐发展，规定了脱衣受杖的刑罚，也就是说，女子在接受杖刑的时候必须将裤子脱掉，旁边还会有很多的人去观刑，这是从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的惩罚。在过去那个年代，女子把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受仗刑本身就已经令人抬不起头了，还要赤身露体的接受仗刑，很多人精神上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很多女子在受刑之后，哪怕是回到家中，也要承受邻里的指指点点，还有丈夫的鄙视，因此很多人都选择了自杀，以保持最后一点清白。
这种仗刑一直延续到清朝，因这种仗刑的侮辱性极高，一些吃瓜群众痛不在自身，吃瓜不怕事大，对观刑这样的事喜闻乐见，造成社会中的一股不良风气。生活中有一些小过结或结仇了，就有人对仇家的女人散布谣言，说他们家的女人生活作风不好，红杏出墙，然后买通官府制造冤假错案。很多被诬陷的女子要么是屈打成招，要么就是受刑之后不堪其辱就自杀了。
还有一点就是来自狱中的危险。虽说清朝法律有明文规定不许奸淫女犯，否则将会判处杖刑100，外再加三年的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还会被直接绞死。
但是这个规定究竟能否被实施就不好说了。清朝的女犯人和男犯人是关押在一起的，不少男犯人知道自己命不久已，再加一点刑对自己来说无所谓，能快活时且快活，于是铤而走险强奸女犯人的事情就不在少数了。
而那些狱卒虽然不会直接强奸女犯人，可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让女犯人妥协，面对各种折磨和严刑的拷打，许多女犯人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只能被迫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同时，在古代人情大过法律，狱中的事情上司不见得知道，知道的话不见得为了一个女犯人处置自己的手下，何况女犯人也拿不出被强奸的证据，你是有口难辩，并且好多也对这样的事也是羞于启齿。
于是，清朝的女犯人为了不忍受这种侮辱，在被诬陷后若无法证明自己清白，或者是真的犯罪后要被关到监狱的时候，大多都会直接选择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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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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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酒
2022-09-18宋代提点刑狱公事虽然以司法为其主要职责，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针对所遇到的社会现象、法律适用等问题，利用自身串联中央与地方的作用，通过对立法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对司法中发现的弊病提出改进方案、总结自身和前人司法经验等诸多方式，使宋代的法制不断完善、进步，为宋代的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提点刑狱公事的职权以按察地方刑狱为主，这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发现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并针对性地对有关立法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提点刑狱公事对刑具规格、刑罚标准、律令内容都作出了实质性的建议。
提点刑狱公事提出完善刑具的规格。太宗淳化年间，确定了徒罪、流罪、死罪的枷重，这也是首次对枷重作出规定。但除了徒流死罪，其他刑罚的枷重则没有明确规定。直到景德四年十二月，提点河北路刑狱陈纲提出“诸州勘事，杖已下法当令众及抗拒不招自今请置枷，重十五斤”，杖罪及以下的刑罚才有了枷重的规定。
自此各种刑罚的枷重都有定制并为后世所沿用。刑具规格的完善，使司法官吏在使用枷锁时有法可依，不至于滥用刑具，使民蒙受不公的待遇，也避免了司法官吏借此名目贪赃枉法的可能。提点刑狱公事填补立法空白地带。
提点刑狱公事按察地方刑狱的依据标准是国朝现行的法律规定。但法律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律无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便需要由提刑官根据现实情况对立法的空缺之处进行填补。
如神宗时期，侯瑾担任陕西路提点刑狱时，有百姓为了使父母合葬而掘其父之墓，这种情况依法应当判处死罪，但侯瑾认为应从轻处罚，便上书建议将此作为从轻情节，朝廷便通过令的形式将掘墓案件的从轻情形确定下来。
提点刑狱公事在详复案牍或审理过程中发现量刑不当的问题，并提出适当的量刑建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滞后性，使当时的律令规定更符合宋代的社会现象。提刑官弥补法律滞后性的手段还有引律比附。如“铺兵依条不许别役，而无立定罪名”，时任提点江东路刑狱的张纲奏请“比廵附辖使臣私役法一等科罪”，并著于令。
提点刑狱公事通过比附的方法，使情况相似、缺少法律适用的案件有了定罪依据，填补了法律空白，为审判活动提供了便利。此外，提点刑狱公事通过履行职权还实现了立法价值。比如宋代在提刑官的建议下将户绝立继之子的继承权视同出嫁女，保障了户绝立继之子的权利，实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虽然当时的公平正义不符合当今社会的要求，但在注重伦理纲常、等级森严的宋代，这是人们在追求法律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提点刑狱公事也会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如梓州路提点刑狱提出的“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乞永不差充法司”的规定。
提点刑狱公事肩负按察刑狱、司法审判的职权，这使他们能在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向朝廷提出建议，修改、制定诸如上述这些切实有效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律令，推进了宋代的立法建设，使宋代的律令更加完善。
提点刑狱公事作为路级最高司法长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审理大量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审理，因为事关性命，审理公正与否显得尤为重要。对刑事案件的审理有赖于查明事实真相，查清事实除了依靠证人证言，还必须依靠客观的证据。宋代提刑官在证据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司法检验方面的证据。他们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探索，通过总结经验、整理成文的方式，推动了宋代司法检验技术的进步。
宋慈是提点刑狱公事中推动司法检验技术进步的最佳代表。他在担任提刑官期间，从司法检验技术层面出发，结合自身以及前人的经验，在对传统的检验手段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编写成《洗冤集录》这一法医界的名著。
宋慈在书中详列了司法检验相关的律文、具体规则、检验纪律等总则性规定，针对性别、年龄、身份等不同特征的检验要点，还有对于各种损伤、死因的介绍和鉴定方法，同时还例句了相关案例作为说明，是当时司法官吏进行司法检验的使用手册。
书中包含的司法检验技术、知识，为宋代司法检验提供的比较科学、直观、全面的指导。《洗冤集录》出现使宋代的司法检验技术体系化，对提高当时的司法检验技术意义重大。如果说《洗冤集录》从技术上体现了宋代司法检验的进步，那么曾任两浙提点刑狱公事的郑兴裔创制的《检验格目》则从制度上体现了司法检验的规范化。
《检验格目》是尸检的相关文件，文件上必须载明尸检的时间、地点、死因、检验人等有关情况，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预防司法官吏徇私舞弊，也使宋代的司法检验文件有了固定的规格，使司法检验技术在形式上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