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关于儒家“以德治国”，那么为什么宋代却法制完备？的问题，大家能帮助我解答一下吗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儒家以德治国，这个只是儒家自已标榜和想做成功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的最大障碍就是皇帝和皇权。因为儒家是奴才皇帝才是主子。所以这即是儒学的悲哀也是皇朝的不幸。至于讲法制完备？历朝历代都各自吹擂都很完备呀！但宋朝政权的最大特征是？文人素质修养比较高，文人政治倾向突出(文官政治)他不同于其他朝代就在于此，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法制的健全和司法的公平公正。只是宋朝在治理国家时比较倾向性于人性化些的可能多一点，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等都是那个时期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此)对政权认可的读书人(有功名)给预的便利和社会地位比较好些(因为我没有这方面资料，故只能以其他朝.代对功名取得者的常识推论)但大宋王朝的覆灭原因虽然有他的必然天意！不可忽视的对军队问题处理？<败亡的起因>。长年的输币和平<加重赋税疾苦，造成民疲>官宦利益集团上层维系与民众百姓的民疲国力尽失。这也是很多文明消失的可能因素吧！
儒家的政治理念很明确：以德治国。
德治是周人的主张，进行了比较的是孔子。他说，依靠政令来引导，依靠刑律来规范，犯罪率倒是能下降，但民众没有羞耻心，难免还要犯罪。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规范，民众就不但能够知道廉耻，还能够天天向上。
这话常常被用来证明孔子反对法治，其实欠准确，因为孔子还认为“道之以政”有缺陷。再说“齐之以刑”也不能理解为法治，法治可不简单地就是以刑律来防止犯罪。
同样，犯罪的原因也很多。有的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有的是被人诱惑，一时糊涂；还有的是天性原本有恶，又遇到了作恶时机，哪里只是因为不知廉耻？
以为《论语》句句是真理，才不可救药。
何况就算德治，也有如何治和谁来治的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是诉诸礼。孔子明确表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所以德治即是礼治。比方说，汉代以来，官员的父母亲去世，就必须离职居家服丧，叫作丁忧守制。毕竟，忠臣出自孝子，在家尽孝才能为国尽忠。
显然，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以身作则，最好能够高风亮节。道理很简单：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都是跟着风向变的。所以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如果天子都是尧舜，官员都像海瑞，那还愁天下没有太平？
第二个问题，就这样解决。
可惜尧舜不能再世，海瑞百年一遇。何况治国还有许多实际事务，并非单靠道德高尚就能万事大吉。执政能力同样重要，德才兼备也才最为理想。只不过这就要碰运气，要看老天爷选定的天子是什么人，天子又碰巧遇见了谁。
也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是“人治”。
这同样似是而非。的确，哪怕一个小小县令，贤与不肖对于一方百姓也有天壤之别，更不用说皇帝和宰相。尤其在某些时期，执政者的个人魅力和个人风格，甚至会影响历史的走向。比如没有曹操和司马懿，就不会有三国和两晋。
但那是特殊年代。乱世英雄起四方，逐鹿中原当然需要比拼个人能力。承平时期却不一定。汉武帝和武则天那样的固然可以大显身手，嘉靖和万历也照样能混日子。其实他俩还算小有名气，记不住想不起的不知凡几。就连名臣，耳熟能详的也就诸葛亮、狄仁杰和范仲淹寥寥数人而已。
而且，还多半要拜文学作品所赐。
官治。有官职就能治，没有就干瞪眼。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官也包括皇帝。事实上，汉代皇帝的别称就叫县官，宋代皇帝则叫官家。何况官能治民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授权。因此即便皇纲解纽如东汉末年，割据的军阀自任牧守，也得由别人装模作样给朝廷写推荐信。
但，称之为“帝治”或“君治”则不妥。邦国时代，寓德治于礼治。帝国时代，寓德治于官治。
实现德治的途径由制度化的礼，变成具体的人，无疑是重大转变，却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官员笃信儒家伦理，那么在朝廷就会为君分忧，在地方就会为民立范，即便退休回到家乡，也能作为乡绅调解诉讼，摆平纠纷，稳定一方。
如此，岂非成本低而效益高？
难怪科举制一经发明，便通行于唐宋到明清，只有完善没有变更。因为唯独这种制度，能够将德治和官治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科举制度和官僚政治最为成熟是在明清，道德滑坡和风气败坏也在这两代。
突出问题有三个：虚伪、内讧、贪腐。
官场腐败盛于明清有直接原因——低薪制。官员的俸禄少到不能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日常开销又巨大，不收耗羡和红包岂能活得像个人样？所以雍正皇帝要高薪养廉。可惜那时已前腐后继，积重难返，什么办法都回天无力。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
真实想法不知，理论基础倒有，逻辑也能成立，那就是以德治国需要身体力行，官员必须是民众的道德楷模。这可不就得生活清苦，以便体现“安贫乐道”的高风亮节？既然如此，要那么高的俸禄干什么？骄奢淫逸带坏头吗？
很难说这全无道理，但应该适度。要求清廉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就只能逼良为娼。这原本已经不堪，帝国却还要立牌坊。官员们也只好心照不宣地集体表里不一，能够“贪得有厌”便是作风正派，真君子海瑞则被官场视为异类。
请问，这难道不是虚伪？
但是没有办法。在帝国制度的框架下，解决官僚集团的争端只能靠至尊天子的裁决；而要扳倒政敌，最为得心应手的做法就是占据道德高地，指控对方居心不良。因为诛心并不需要提供证据，能让掌握最高权力的疑神疑鬼就够了。
于是官场中弥漫着阴谋的气息，让热衷此道的看客兴奋不已。深谙南面之术的那些帝王则听之任之，这样就能灵活地运天下于掌中。
反正读书人除了做官没有别的出路，帝国并不发愁落马者的替补队员。结果越是承平日久，整个社会反倒越是糜烂，只能听任那商女“隔江犹唱后庭花”。
那么，这一切，难道就没人反思？
明代的重刑主义。说明代以理学为官方哲学，那绝对是笑话。理学继承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路，注重德治、教化和轻刑。重刑源于法家，但法家注重对外军事扩张，也强调重赏。朱元璋的重刑主义则是对内，也不重赏，还杀功臣，封子孙，不能算法家复活，更多是一种绝对专制主义，以巩固统治。
但重刑主义也有另一面，满足客观的社会需求，那就是中唐两税制、五代占城稻引进、宋代科举制后，作为大血缘组织的宗族逐步解体，土地家庭所有逐步形成，古代中国真正的地主阶级终于开始形成，阶级矛盾逐步剧烈，礼作为宗法已经不堪应付，只能求助于刑。重刑主义是皇权专制下缓解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另一种宋之三冗），但治标不治本，治本当然走民主路线，这在明代不可想象。
理，礼，是靠刑法维护的，不合理礼的行为，要靠刑法处决，，刑法是，理，礼，的保护神，怎么这么多好事者。把它分开呢？
北宋诸多文臣如司马光、范祖禹、苏轼等以儒家思想为宗，或对杰出的历史人物搞道德绑架，或不顾客观实际高谈阔论治国安邦在德不在险，打脸的是北宋灭亡，南宋向金人称臣、割地、纳贡，最终亡于蒙古人之手，丧大德失大义。
司马光批评唐太宗说，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其实，不仅薛延陀，突厥、南诏、吐蕃、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国、铁勒、高昌国、吐谷浑等等，哪个讲道义？他们出尔反尔，朝和夕侵，唯利益耳！
太宗采纳大臣的和亲建议，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在准备和亲的过程中，太宗重新评估局势，改变了和亲的想法，决定灭掉薛延陀。讨灭薛延陀，不仅安定了唐朝北方，也促使众多游牧部落国家归附于唐。这是狭隘的德义所不能建构的大的利益格局。
范祖禹指责唐高祖和太宗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而向突厥称臣是置道义于不顾，这种做法“何以示后世矣”。他甚至还批评太宗在630年接受“天可汗"的称号是“不师古”。
凡事有经有权，不顾客观条件，不知变通，死守所谓的德义，失败的几率是很大。李渊起兵，突厥方盛，不与其友好相处，遑论反隋成功，恐怕连太原这个根据地都得丢失。这是委曲求全，是高祖和太宗的功效、合宜、权变等价值观念的体现，而非诚信、德义等儒家道德观念的运用。拘泥于狭隘的德义观，常会失大德大义。高祖和太宗若不联结突厥，反隋不会成功，国家仍将战乱不已，生灵涂炭，也无法避免突厥长期践踏中原，更无法灭掉突厥。
宋神宗于熙宁二年二月召富弼为相时，富弼首次与宋神宗相见，即向他说道：“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大文豪苏轼在其《上神宗皇帝书》中的言说更为离奇：“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短长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王。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难怪王安石斥责苏轼之文“全类战国文章”，高谈阔论，不切实际；斥责苏轼之人，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苏辙、范纯仁等重臣更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大计。被欧阳修称颂为“社稷之臣”的韩琦，是宋仁宗、宋英宗两代的顾命大臣，但在处理军国大计上，也同样缺智少勇，迂腐至极，当契丹无故对北宋进行挑衅时，竟建议把防御契丹的一切边备和防御设施一律撤销、拆除，认为如此这般大宋与契丹自然会相安无事。
大宋君臣的满口德义，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蹄，最终北宋、南宋分别被不讲德义的金人和蒙古人灭掉。
谢谢邀请：我在多篇回答中都强调过一个观点：德、法不可偏废。而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除了秦以外也都是这样想和做的（至于后来走了样，那是另外的问题）。从汉以来，中国的国家法律就很完善了，对于治安、刑事、经济、税收、兵役、劳役、民事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即至唐，集前代之大成，编成《唐律疏议》一书，实为帝制时代难以超越的巅峰！
宋朝结束了五代乱世，政治家渴望拨乱反正，士人渴望报效国家，百姓渴望和平。在德制与法制方面双重着力，才使得宋祚绵长，而不单是建全法制之功。这是需要正视的。
宋朝重文教，尊士人，使得知识分子能够走上历史舞台。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宋朝的法制不可能完备的，这也是德政之功，《论语》开篇就讲学习的事。
宋朝的法制以宽、仁为要，这从太祖誓碑就可以看出端倪，而仁则是个德治概念无疑，所以宋朝法制不管多健全，它的立法思想却是“德”无疑。法律系统也只是治国原则的一种具体体现。
宋朝的法制完备，之后明清时法制也很建全，当然这种法律的建全也是帝制时代，与现代的法制还是有区别的。
谢谢。
以德治国是一句混话，对大奸大恶之徒只有法制德治是无效。只有严格的法制法制面前人人平等才为国家建立次序人民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德不能治国以德只能被抱怨，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能給社会带来混乱。
梦飞
2022-09-18首先，儒家思想只是一家学说，统治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战国之前，从周到春秋时期，各国都崇尚周礼，提倡德治，春秋到后期开始，各国越来越重视法治。哪个统治重视儒家哪个统治者重视儒家，没必要大惊小怪。
其次，并不是说儒家代表以德治国，法家代表依法治国，不能这么代表，儒家不是代表道德，只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纲常伦理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作为统治的政策而已。
第三，现在我们学习论语研究儒家，并不是要学习以德治国，而是要汲取儒家的思想精髓，儒家的思想精髓不是以德治国，而是提倡仁义，友爱，和谐，诚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跟学习提高思想道德并不矛盾，不要总是试图以法治来抵制儒家，这是不对的，要取长补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