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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意浓情

  2022-10-22

  1937年10月25日，天津崔黄口镇，128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之下。
  
  从七七事变开始，日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残暴行径就没有停止过，天津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缩影。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军即占领了天津，并在天津犯下了极其残忍的侵略罪行。
  
  由于之前日本就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并在海光寺建立了兵营，所以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的第五天，日军就开始向天津增兵。
  
  日军不管是平民还是军队，也不顾有没有老人或者孩子，统统动用大量的飞机、大炮对天津市区的火车站、警察局、电台等战略意义显著的位置狂轰乱炸。
  
  期间毁坏的平民房屋、校园校舍不计其数。二十多天的集中轰炸下，津门遍地废墟，十多万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然而灾难并没有结束。
  
  日军在正式占领天津后，就采取了残忍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全然无视法律、泯灭人性。
  
  日军的铁蹄将中华大地变成了野兽横行之地，而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民蒙受了最严重的伤害。
  
  当时，不肯投降、坚持抗战的东站铁路职工被残忍杀害。在静海县、在东沽、在蓟县等郊区，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被驱赶到一起，或被活埋、或被枪杀。
  
  他们的身后，是多年居住的房屋燃起的熊熊烈火。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肆意戕害这里的人民。
  
  1937年8月5日，静海县府君庙村就有37名村民被杀害，8日，同在静海县的五美城村，不足40户的小村有43人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侵略，一方面是蒋石依托德国纳粹政府与日军和谈的企图，一方面是天津当地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帮助八路军共同对抗日军。
  
  日军为了殖民统治，在天津建立了防卫司令部作为这里的最高统治机关，另有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署专门对当地的群众运动进行镇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民会”，里面都是汉奸，专门在群众内部搞内斗，与日军勾结，沆瀣一气，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
  
  从日军登上中国大陆的那一刻起，就将我国的各种资源源源不断运往日本本土，还公开征集、组织国内的贫穷农民来到大陆生活。
  
  这些人在日本国内是社会的底层，到了我国却住进了日军从中国人民那里强征的房子，享受税收优惠，到处作威作福，而所有的苛捐杂税都落在了中国百姓的头上。
  
  因此，每每日军遭到了中国人的有组织地抵抗，这些日本农民、日本学生都会帮助日军镇压中国人民运动。
  
  从东北到华北，从南向北，日军的军队推进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被中国人的鲜血染红，全部化为焦土，大江大河里漂着的都是国人的尸体，河水早已浑浊不堪。
  
  可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也拒不承认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孽，他们甚至试图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这段历史，想让世人忘记他们曾犯下过的野兽般的暴行。
  
  但是这样深的仇恨，在没有得到真诚的道歉之前，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没有人能替我们的祖先去原谅。
  
  对于日军在天津以及我国广阔国土之上犯下的累累罪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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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安澜学府##历史##日本侵华战争##七七事变##日军##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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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2022-10-22

  沪西的极司非而路，是英、美在原来的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区域以外，强行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大家都叫它越界筑路。
  
  在这条越界筑路的马路两侧，房、店、住宅虽仍属华界，可是这条马路，英美都把它擅自视为租界区域，在路上行使警权。汪伪的特务魔窟76号就在这条路上。
  
  76号这座大花园洋房，是极司非而路上突出的门牌号码。所谓突出，因为它并不是按照华界的门牌次序排列，也不是用白底黑字的华界门牌，而是蓝底白字的租界门牌，据说这是由于“道契”的关系。这里除76号外，还有他的东邻74号，与对面的75号，一起三家都是独立式的大洋房，不过以76号为最大。
  
  76号这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别墅。上海沦陷前，陈调元全家都逃到了香港，这座花园洋房就落到了日军手里，后拨给汪伪特务机构。
  
  当这座大花园洋房拨给汪伪特务机构时，汪伪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丑剧犹未演出。因此，这个特务组织还没名称，为了叫起来便利，便以它的门牌76号为名，这就把后来“特工总部”的名称反而淹没了。
  
  由于门外是越界筑路，不能派人警卫，汉奸们在76号的大厅里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喽啰来作警戒。
  
  吴世宝任76号“警卫队队长”，他又在76号西邻华村的西尽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头房子，派了几个小特务，开了一间白铁店作为掩护。他还在76号的东首康家桥口安乐坊附近，也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外围“望风哨”。
  
  另外，从曹家渡的新康里起，沿极司非而路以迄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东面的秋园附近，还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所以，在76号附近的摊贩，都是惹不得的特务人员。
  
  76号成为“特工总部”后，原来的一座洋式二门改为朱柱飞檐的牌楼，并且在上面的横额上，还镌上“天下为公”四个蓝底白色的大字。就在这牌楼下面的两侧，还砌了两个机枪眼，两挺机枪直向大门，这算是76号的第二条防线。
  
  在二门里面的东首，添造了南北相对的两长条二十多间平房。南面西首的第一间就是吴世宝的办公室，它的对面是审讯室。往后的两对面平房，后来都做了各处室的办公室。
  
  花园西首的一个大花棚，改成了看守所。花棚西首，添建了一幢双开间的楼房，作为电务室，特务电台就安装在这里。
  
  花棚的前面，是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它在76号里是比较新颖的建筑物，被日本宪兵派了用场。一个叫涩谷的日本宪兵准尉率领
  七八个人，如曹长马场、军曹坂本、宪兵长冈等住在里面，由丁默邨派翻译夏仲明、沈耕梅（女）、张国选（马啸天的连襟）等与之联系。
  
  76号有什么行动，必须事先得到他们的指示或同意，并由涩谷派便衣宪兵一起前去，现场监视。要是在租界里“临阵失风”，又可由同去的宪兵挺身而出，挡他一阵，承认这是日本宪兵队的人，租界警务当局有时也就不敢深究了。
  
  正中的那座大楼，大家叫它高洋房，是76号的主要建筑物。走上石阶迎面便是穿堂与楼梯，东首是会客室，后面为交际室，里面安顿了两个“交际花”，一名叫徐才立，一名叫钮美波，二人生得虽不怎样动人，而有媚态妖骨。
  
  丁默邨让她们穿上了同样的不中不西的服装，作为来客的招待员。这种不三不四的样子，反而叫人感到犹如进入妓院。后来，徐才立作了吴世宝内弟余廉卿的老婆，钮美波也嫁给了马啸天的内弟陆云。
  
  交际室的后面是贮藏室，外面是电话接线间。因为进出的电话频繁，除由三个男职日夜分三班倒外，这两个交际花也不时加入客串。
  
  在会客室的对面是大菜间，里面有门可通后面的会议室。它也是参加汪伪或这个特务组织的宣誓室，因为这个房间的环境比较隐蔽。
  
  会客室的楼上是丁默邨的寝室兼办公室。丁很怕死，他并不睡在这个房间里的床上，真正的卧室却是这个房间里的浴室。因为这浴室的四周都装有防弹钢板，要睡的时候便锁上房门与浴间的门，在浴盆上安上一张棕绷，即可安心入睡。万一出事，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可以希冀于安全，丁默邨也算是动尽脑筋了。
  
  丁默邨的房间对面是李士群的卧室，在丁、李两个房间之前的中间一间，算是李士群的办公室。丁默邨也在里面放了一张写字台，可是从不进去办公，也算是一种烟幕。
  
  在李士群卧室左面，有一条狭长的小走廊，它的旁边是客房，有时唐惠民就住在这里。这条走廊可直通西首的石库门房子，另有一条甬道可通后面吴世宝的住所。甬道边有两间小房间，是关女“犯人”的。三层楼上的两间房子算是犯人优待室，能住进这优待室的犯人当然是不多的。
  
  在二楼与三楼的楼梯口均装有铁栅栏和铁门，并有便衣特务负责警戒，无特别证章的人是不许上楼的。
  
  在高洋房的西首还有一幢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因为前后是走马楼，所以天井上架了一个玻璃棚，再把下面的前后客堂与厢房打通，改成了一个大厅，再搭上了一个讲台，便算礼堂了，居然也容纳得下两百多人。
  
  汪精卫为了制造法律根据，召开的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幕丑剧就是在这里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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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2022-10-22

  张之洞指责租界当局占权是符合事实的，只是说得不全面。各国使领、工部局干预“《苏报》案”，无论是参与镇压，或是拒绝引渡，都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为了维持其走狗的统治，使自身利益不因这种统治被推翻而遭受损失，他们同意清朝政府镇压在租界内活动的革命党人，并直接参预镇压。同时，为了不使清朝走狗染指自己的既得权益，他们又要求把这种镇压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拒绝引渡，主要是从后一目的出发的。
  
  张之洞指责的，也仅仅这一点。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帝国主义者拒绝交人“系争界内之权，非实惜各犯之命”，所以他们想争一争。因为所需维护的政益不同，也产生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美国在中国势力较小，为便于今后扩大在华利益，它乐于示好于清朝政府。
  
  其驻沪总领事古纳秉承本国侵华方针，就利用领袖领事地位积极支持清朝对革命的镇压，极力赞成引渡。英国领事康格的态度就和古纳不一样，他始终反对引渡。康格的态度则是由于英国有其在长江中下游和上海租界的权益需加保护而产生的。工部局直接控制着租界，所以它处处与清朝当局为难，不让清朝当局插手界内之事。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了哪种态度，侵占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一样的。
  
  张之洞摆出一副力争主权的“爱国者”的架势，则完全是自欺欺人。他所争的，不过是镇压中国人民的便利，“将来再有缉拿匪犯之事，便易措手”。如此而已。他忘记了，租界的一切权力都是清朝统治者出卖的。现在，爱国者起来反对卖国贼，卖国贼才急于向主子乞求镇压爱国者的“治权”，更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卖国嘴脸。
  
  清朝政府与各国使领的谈判迄无成效。在北京，法、俄、德、美等国公使赞成引渡，但意大利公使反对。英国代办对引渡模棱两可，其驻沪领事却坚决反对。正当交涉紧张之际，在北京发生了政治犯沈荩被害的事。沈荩当过自立军右军统领，1903年7月19日在京被捕，因西太后授意，7月31日在刑部被杖毙。
  
  8月间，消息传出，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各国使领便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为挽回局面，张之洞又出主意，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的条件同使领们交涉，但已毫无用途。英、美政府先后训令其驻华使节不得同意交人。清廷迫于形势，只好放弃引渡的要求，于11月间由外务部与英使萨道义约定，将章、邹“免除”死罪，仍在租界会讯定判。
  
  为此，会审公廨设立额外公堂，魏光焘派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为主审官，于12月3日、4日、5日连续会审。为了集中迫害章炳麟和邹容，额外公堂于3日当堂释放了程吉甫、钱宝仁；陈仲岐、龙泽厚则于17日分别交保、具结释放。12月24日宣判，汪声称应判章、邹永远监禁。但是，英方不同意，判决不生效。后来，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不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也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要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
  
  1904年5月21日，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判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年仅二十岁，离出狱之期仅七十余日。他的遗体由《中外日报》馆收敛暂厝。人们都怀疑他的死是中外反动派下的毒手，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为此特派张继回沪调查。4月5日，中国教育会为邹容开了追悼会。其后，革命志士刘三、刘东海冒着危险将灵柩运到上海县华泾乡，葬在自己的地里，人们称誉刘为“义士”。1906年7月3日，在邹容墓前建成了一座纪念碑，以表达人们对他的怀念。
  
  1906年6月29日，章炳麟刑满出狱。在沪革命党人、进步人士纷纷候门欢迎，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人来迎接他东渡。香港《中国日报》、《有所谓报》等报馆都发电慰问、致敬。当晚，章炳麟登轮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