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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老年养生保健学的完善阶段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明王朝提倡的思想是作为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大部分学者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考据之学”的研究上。同时也导致医学界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这种历史环境,迫使-部分土大夫和知识分子弃仕从医，尤其是一部分医学家,冲破了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重视实践，勇于创新,从而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随着命门及相火学说的成熟，产生了温补学派反对朱刘学派的争论。温补学派的主要主张是反对刘完素、朱震享寒凉药物攻伐肾阳,认为真阳真火是生命的大宝,不能攻伐。在这一时期，先后产生了张介宾、高濂、曹庭栋等著名养生学家,并有李中梓《寿世青编》、万全《养生四要》、高濂《遵生八笺》、冷谦的《修齡要旨》、袁黃《摄生三要》、胡文焕《寿养丛书》、曹庭栋<老老恒言》等养生专著。从而使老年养生保健学发展到了更加完备的阶段。
这段时期，老年医学专著相继问世,如明.刘宇所撰的《安老怀幼书》,徐春甫的《老老余编》，洪梗的《食治养老方》,石光墀等撰写的《仁寿编》等,这些专书对老年养生保健学多有发挥，尤其是对老年病的防治阐述较多。下面分别从老年寿天、精气神、饮食调养、动静结合养生、治气冶形等方面简述这-时期里,老年养生保健学的发展和创新。
在人之寿天所以有别的认识上,虞转从元气盛衰立论,他指出:“或问:人之寿天不齐何欤?日:元气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有二肾,号日命门,元气之所系焉,是故肾元盛则寿延,肾元衰则寿天”。明确指出了肾之元气的盛衰，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而元气则是禀受父母精血而来,由于父母精血有盛衰之异,故人之寿命有长短之别。故他同时又指出:“其有生之初，受气之两盛者,当得上寿;受气之偏盛者,当得中下之寿;受气之两衰者,能保养仅得下寿，不然多天折。”《医学正传.医学或间虞氏之论》,既肯定了先天稟赋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后天保养的必要性。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元气存亡论》,专论元气的盛衰和人之生死寿天的关系。故指出“元气线未绝，则生死线未亡。”此外,郑官应则从实践中观察到人之寿天与其气、质、量、貌、言有关,他说:“尝观天下之人,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洪者寿;貌之重厚者寿;言之简默者寿。尝以此说验里中黄耋之老，良然;间有不然者，盖襄赋气数之或差也。"(《中外卫生要旨.卷一》)明清养生学家推重以保养精气神为养生之首务。如李挺指出:“戒色欲以养精，正思虑以养....薄滋味以养形,寡言语以养气。”(《医学入门●保养说》),不仅指出要养精、养气、养神,而且还要养血。但精气神三者之中,以何为主,尚不一致。以袁黄为代表的偏重养神，他说:“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神之于气,犹母之于子也。故神凝则气聚,神散则气消，若宝惜精气而不知存神,是茹其华而忘其根也。”(《摄生三要●存神》),认为存神是养生的关键。以李中梓为代表的偏重于养气，他说:"神者气之子,气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气清则神畅，气浊则神昏,气乱则神劳,气衰则神去,神去则形腐。"(《寿世青编.养神气铭》),则认为养气为养生之首务。万全也说:“养生者必知养气。能养气者,可以长生。故调气者,闭其气也，皆曰养气。”(《养生四要.慎动》),该文指出顺气.闭气、纳气是养气的主要内容。以陈继儒为代表的偏重于养精,他说:"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气又生神之本也。保精以裕气,裕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方。”(《养生肤语》),认为养精是长生之秘方。张介宾亦说:“精能生气,气能生神,营卫一身,莫大乎此。故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身健则病少。神气坚强,老而益壮,皆本乎精也。”(《类经.摄生类》),他肯定了保精的重要性。尽管各家在精气神的保养上侧重点不一样,但在强调全面保养,不可偏废的认识上,则是一致的。
推崇程朱，兴办洋务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政治家，他尊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比孔孟之道更正统，为君为臣都应灵活掌用。他还提出许多管理国家的建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官制、选仕、经济与军事等。
对于“康乾盛世”后的衰落形势，他分析得十分透彻：“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大。”在“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的问题上，他的观点是：“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以此为基础，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即主张重用德才兼备的人，倡导廉正清明的风气，以仁政治理天下，严惩贪官污吏。
关于如何管理国家的财政，曾国藩认为应该克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他还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具有重要地位，“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提出了重农思想。
曾国藩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十分不满，认为自己国家的领土和权利不应该让别人侵占。对于政府借师助剿太平军，他感到十分羞愧。同时，曾国藩也看到了西方的先进之处，并且认为应该学习其长处，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他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
1861年，曾国藩成立安庆内军械所，生产“洋枪洋炮”，后又尝试制造小火轮船，并于1863年造出我国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黄鹄号。1865年至1866年间，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中心。此外，曾国藩还组织一批学童去美国留学，并设法筹集所需费用。
曾国藩一生都推崇程朱理学，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阐述了义理、考据、经济、辞章紧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认为理学是第一位的。曾国藩对古文、诗词也很有研究，是桐城派后期的领军物。
1872年，曾国藩因病去世，朝廷追赠其为太傅。世人将他的著作合辑成《曾文正公全集》。
别样认知。
存天理，灭人欲。不可一概而论。
正论。现代人无法理解。
反论。时代，环境，条件，多种因素。就有合理性了。
我的观点。需要而已。
社会，要发展。不会停滞。
历史，要进步，多种多样。
人，站在不同的地位，角度，时刻，都会有不同认知。
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第一，三纲五常是天理；第二，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起源于宋朝，在明朝，取得天朝独尊的思想地位，科举考试，类似现在的高考，均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到了清朝，既继承了科举考试，也继承了标准答案。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在天朝，为什么会如此坚持程朱理学吗？让我们了解三纲，答案一目了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段理学历史，拍成电影，会是这样——某年某月，一个文人，对皇帝说：君为臣纲，这是天理。皇帝大喜：灭臣民人欲，存天子天理，程朱理学，从今开始，科考标准。
那么，程朱自称儒家正统，儒家思想真的是这样吗？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什么是君君臣臣？君做好君，臣做好臣，君仁臣孝。什么是父父子子？父做好父，子做好子，父慈子孝。什么是夫夫妇妇？夫做好夫，妇做好妇，相敬如宾，各尽本分。由此可见，程朱理学完全扭曲了儒家，讨好帝王，误国误民，真是小人之心，岂有君子之风！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祂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纷扰扰纵横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贤（儒家最高修为者，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于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传统文化圆桌派：明代政府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分为两个方面：
一、教育手段
1.实行思想禁锢。
明代政府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
在文化教育上也推行专制主义。
提倡“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主张。
朱元璋重用饱读理学经典的大臣，
同时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但在明末清初，
顾炎武、王夫之、李贽等，
不惜献出自己生命与君主专制作抗争。
2.控制科举考试。
内容到形式都极严格，
以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内容为主。
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体作答，
内容观点要与朱熹标注的相同，
禁止出现自己的见解，
否则无法通过考试。
以此想达到政府教化子民、
束缚士子思想的目的。
二、行政手段。
1.制定法律条款
明代统治者对于不利于君主权威
和统治者利益的言论，
都以妖言、诽谤等罪名冠之。
2.成立特务机关。
明代的特务机关是指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
又称为厂卫制度。
人们稍有不慎便招致杀身之祸。
将官民舆论禁锢在牢笼里，
加剧了社会矛盾，
最终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传统文化圆桌派#
给未来的自我拼路
2022-10-18愚民或教化愚民，以维护皇帝皇权皇家及众官僚的利益——在其看来，皇帝皇权皇家及能做上官的才是完美的高贵的，是天之娇之，而民众百姓俱是顽劣刁钻愚蠢低贱的，而没有他们的教化便都是不可救药的。
这就是程朱学说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