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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2024-12-15

  北京二中位于北京东城内务部街东侧，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长期以来，这里培养的学生勤奋刻苦、踏实朴素、积极向上，许多的人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为了继承和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我们专访了一些老校友，调查了解放前后北京二中的一些情况，现介绍如下：

  建校初期

  北京二中的校址原来不在内务部街，而是在史家胡同西口，即今天的史家胡同小学。从1910年至1936年，老二中在这里度过了26个春秋，经历了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

  北京二中的最早前身，就完整的学校而言，可追溯到清朝左翼宗学①。左翼宗学与右翼宗学一并始于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五（公元1724年5月27日），至今整整270年了。

  左翼宗学：清末入关前，兴祖（福满）生子6人，派下俱为觉罗，系红带。显祖（觉昌安）派下俱为宗室，系黄带，所以入关后学校有八旗官学宗学和觉罗学之分。八旗分两翼：左翼镶黄旗在东北，依次而南曰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旗在西北，依次而南曰正红、镶红、镶蓝。八旗官学和觉罗学均按八旗方位各旗驻地内设，宗学则于左右翼分设。

  1910年（清宣统二年），在北京成立了两所初级中学——左翼八旗子弟学堂（即今北京二中）和右翼八旗子弟学堂（即今北京三中）。这两所学堂均归京师学务处管理。

  左翼八旗子弟学堂成立的当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组成了甲班；次年（1911年），又招收了20名学生，组成乙班。甲、乙班共有学生六七十人，全是八旗子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至此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同年，左翼八旗子弟学堂改名为京师公立第二学堂，并规定夏季招生，满汉子弟均可报考，择优录取。当时考试科目只有数学、国文两门。1912年招收新生30人组或丙班，丙班虽是各族学生都有，但八旗子弟居多。1913年，又组成丁班。这时，全校约有130名学生，约20名教师。这些教师都是学有专长、富有教学经验的人才。数学教师崇质伯、国文教师钟一峰和英文教师德少古，都毕业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博物教师定某曾留学日本。他们出色的教学水平，为北京二中优良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国民教育经费很少，所以从教育经费和教学设备来看，公立学校远远不如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但由于学费低花费少，贫寒子弟大都愿到公立学校读书。这些学生深知学习机会得之不易，所以人人勤奋，苦读不懈。二中纯朴好学的校风，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据1912年考入二中丙班的第一名、现已85岁的齐长庆老先生说，二中学生勤奋从学确实可嘉，历次考试不及格者极少。齐老先生在校时曾连跳两级，提前毕业，毕业后考进陆军兽医学校，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生物制品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齐老从事科研，六十年如一日，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深受所在单位——卫生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同志们的爱戴。1980年二中70周年建校纪念时，齐老先生回到母校向全校师生介绍了建校初期的情况。

  在动荡的年代里

  二中从建校时起到1949年解放，40年的时光都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度过的。1926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时期，政局混乱，政治黑暗，为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卖国，北京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于3月18日集会游行，赴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打死刘和珍等47人。二中学生周正铭（15岁、安徽天长人）的鲜血也洒在执政府门前，成为报效祖国、争取民主的烈士。当时参加执政府门前请愿的二中学生约有150人。

  二中的老校友、现已75岁的蔡稚民老先生告诉我们：当时的黄德滋校长就是以“唆使”学生参加请愿的罪名，被反动的军阀政府革了职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侵占北平，对进步师生百般迫害，当时一位姓曹的历史教员讲课时有爱国言论，听课的日本学生向日伪当局告发，结果曹老师和一名学生被捕。后经营救获释，而那位被捕学生却被校方开除。

  抗日战争时期，二中的西邻是东本愿寺，那里驻有一批日军。二中学生上学路过那里，必须给站岗的日本鬼子鞠躬，否则日本兵就用刺刀挑刺学生的书包和帽子。同学们宁肯绕道史家胡同，从内务部街东口进入学校，绝不受敌人侮辱。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严密控制北平的市立中学，派了一批国民党员来接管学校。当时二中历史教员荣天琳是我党地下党员，是他将革命的火种从大学带到了二中。二中的教员中，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的占多数，表现反动的少。即使一些中间偏右的教师，也并不参加反动活动。

  到了1946年，由于物价飞涨，生活艰难，教师们对国民党政府普遍不满，随着整个中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教师队伍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英语教员陆庭栋就经常在教师中说：“老说人家共产党杀人、放火，可是人家解放区有饭吃。”他的话赢得大家的赞同。

  同一年（1946年），二中体育教师徐震东骑车路经八面槽时，被横冲直撞的美军卡车轧死。二中师生闻讯纷纷赶到东单三条医院看望，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决定去教育局请愿。徐老师一贫如洗，孩子又小，无钱料理后事。为了埋葬死者，二中全体师生发动募捐，并请演员在鲜鱼口华乐剧场义演。送殡那天，由进步学生王景新、李树岩、吴庆林等人带头胸戴白花、引灵执绋，一直走到东坝。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从此，学生的民主进步活动很快开展起来。1947年“五·二○”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二中师生也参加了。起初，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来二中联系，被官办的学生会赶走了。荣天琳老师将进步学生介绍到北大的民主广场参加“五一”文艺晚会和“红五月”营火晚会。这些同学通过阅读革命书刊、读墙报、听朗诵、看反内战戏剧，很快提高了觉悟。当时校方听说二中有学生去了北大，就派出小打手去民主广场侦察。二中进步学生机智地戴上口罩、拉低帽沿，躲过了狗腿子的监视。“五·二○”那天，一批学生毅然地参加了示威游行。教师们同情学生行动，在那天校内点名查点人数时，有意为进步学生打掩护，抵制了校方的追查。

  当时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五·二○”后，国民党组织了一次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动游行，二中校方强行组织学生参加，到北大学生宿舍去捣乱。许多学生中途溜走，最后剩下的人寥寥无几。

  通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同情并倾向革命的师生越来越多。随着形势的发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二中的学生也纷纷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戴宏森等几个同学由大学同学介绍秘密地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1月，由戴宏森、范杰、夏国治、张永山等同学组成了“民联”二中地下支部，并以戴宏森家为支部开会地点。还成立了图书馆。他们传播进步思想，发展“民联”成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

  1948年上半年，二中举行了罢教斗争。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公立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无法维持。荣天琳老师和一些倾向进步的老师们串连，要求增加工资，不解决问题就罢教。这次罢教很注意策略，不喊过“左”的口号，这样就争取过来一批曾经倾向国民党的教师。学生们支持老师们的正义要求，兄弟学校中连贝满、育英等待遇较高的学校，也支持二中的罢教斗争，一时声势甚大。

  不久，学生运动掀起新高潮，二中学生经常参加集会和游行。他们不怕特务监视和打手们的棍棒，活跃在学生运动的队伍中。

  1948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党的地下组织决定将一些受到威胁的学生骨干撤退到解放区去。二中的左仁、朱金镜等被送到东北解放区。反动的学校当局在教师会上扬言“杀一儆百”，要将高二学生董冀允、吴锡衡作为“不法分子”开除出校，还说要“严厉处置，通知各校不得收留”。荣天琳老师当晚将董、吴两同学找到家中，作了安排。等到校方开除董、吴的通知发布时，董冀允和吴锡衡已分别转入私立求实中学和辅仁大学附中了。

  1949年1月地下党区委王大明同志在二中发展党员，建立支部。这里“民联”组织已发展到四十多人，还有许多学生积极靠拢“民联”组织。围城期间，戴宏森、夏国治、范杰等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二中进步学生的中坚。

  那时荣天琳老师已被学校解雇，但他在二中办起的“读书会”却很活跃。辅仁女中学校的学生也有参加二中“读书会”活动的。1月下旬，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学生们在党领导下积极准备参加解放北平的战斗。他们响应上级号召，如果北平不能和平解放，就配合解放军武装解放北平。二中学生组织了纠察队，分管四个重要地点的保护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两颗手雷，还冒着危险到附近街道贴标语，做宣传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团组织公开，活动更加频繁。3月戴宏森参加团市委训练班，回来后正式建团，由夏国治同志任书记。后又成立学生会。4月1日，党派薛成业、蔡公期、王兆臻、荣天琳、黄真等同志接管了二中。从此，二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揭开了二中校史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