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关于史记对夏朝和商朝都有详细的描述，司马迁是如何获得一两千年之前的史料的？的问题，大家能帮助我解答一下吗
高考选的历史，当时历史老师就说，证明一个文明的存在，最直接的是考古出来的文物，要是文物上有文字更有力。接下来还有历史书籍的记载。司马迁《史记》至少可以证明商朝到汉武帝的历史是真实的。
西方国家为什么都不承认中国有五千多年历史呢？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历史应该只有三千多年，何来五千年的说法。
西方人觉得中国的历史已经从商朝算起，要有文字才算数，而我们中国人则认为应该从夏朝算起。要不是商朝出现了甲骨文，西方人还觉得中国的历史不够三千年呢。
可是我们却有很多证据证明了夏朝的存在，首先是司马迁写的《史纪》，司马迁在里面详细描述了夏朝的存在，而且写的是非常的逼真。
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学家，他造假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他也没有造假的动机，他写的书还是很值得相信的。
就算这点不可以证明，还有实物可以证明。在之后发现的河南的二里头遗址，就证明了夏朝活动过的痕迹。
在二里头遗址上，考古人员通过科学的碳十四检测方法，检测出当地遗址超过4000多年。虽然没有找到夏朝的痕迹，可是依然证明了夏朝的存在。
不过，即使西方人不承认，我们中国也是有五千年历史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西方人之所以都不愿意承认，那是因为他们国家本来历史就短，中国再有五千年历史，那就更压他们一头。
就算以前那存在四大文明古国，也只要中国一直延续着，没有断层，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文明，早已经断了，连不起来了。
西方人没有的，他们当然也不愿意别人有。他们更不希望别人比他们要高那么多，他们只希望别的国家历史比他们少。
不管西方国家怎么否认，中国的历史还是有五千年的，因为各种铁证都在证明，夏朝的确是真正存在过的。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有对夏朝的描写。
夏朝真的存在吗？事实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还能是假的吗？
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很多，但由于都写得比较晚，没有找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人物作为自证，所以近代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古代王朝，曾被定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起于大禹，传了14代，经历了17位君王，存在了471年(432年)。1949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将夏季的范围界定为21世纪-16世纪。然而，我们对这几百年来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
目前关于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文献提及。从这些碎片史料中，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几件大事，如大禹治水、禹接受舜禅、夺权、太康失国、邵康中兴、暴政。即便如此，古人仍然相信夏朝的存在。直到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古史，其中就包括对夏朝真伪的质疑。
对于夏朝: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贾认禹为天神，周族认禹为最老的人王，禹与夏无关。顾颉刚推测“禹或兽铸九鼎”，古人认为鼎是夏人所造，所以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其次，夏柒、少康、太康等夏朝人才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就是著名的“层层叠叠的中国古代史观”。再次，顾颉刚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而是主张依靠考古而不是文献来考察夏朝的历史事件。
相信夏朝存在的人，首先从文学逻辑上得到验证。大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就有关于夏朝的记载，所以正如先秦历史学家朱凤瀚所说:“西周早期的文献中已经有关于夏的记载，而且时间距离商朝还不算久，商朝的遗民也很多。如果周朝创造一个虚构的夏朝来宣传有思想的商朝，就像商朝的夏朝一样，是在秉承天命，那么如何说服已经有史书的商朝遗民呢？
同时，《史记》中商朝的世系已经得到甲骨文的验证，所以司马迁对夏朝世系的记述也不会没有依据。正如王国维所说:“从殷周的真伪来推断夏后氏世系的真伪，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夏朝的存在有了物质基础。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此后，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罗达寺、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相继被发现，其中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学者们很快注意到，豫西、晋南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与文献中夏人居住的地方大致一致。其次，根据碳十四的测定，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遗址大约在2395-1625年前，相当于夏朝。因此，二里头文化被定为夏文化。
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二里头遗址中，有规模较大的一号宫和二号宫。同时，还有一个厚葬的“奴隶主墓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许评价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遗址相当大...那时候是个大都市”。大多数中国学者也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古老的大都市，但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商业之都还是避暑之都存在争议。
夏朝是否有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议，关键原因之一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种文字符号，被认为与殷墟甲骨文有关。然而，这些简单的文字并不能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
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把这些符号当作文字，指出夏朝用拴绳、木雕来记事。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朝定下了起止时间，无法服众。自其阶段性成果公布以来，质疑之声从未断绝。比如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约会项目被指“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的是高科技口号，而英国牛津采用的程序并不代表国际标准”，“实验数据不真实:至少有32%的‘人工试衣’数据不可靠，被批评者当场用电脑计算”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林甘泉也表示，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认定“并不意味着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考古实物所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旨在为夏朝提出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所以这样说更为慎重，不要让广大公众误以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
总而言之，“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但目前还无法断言。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展示我们悠久的历史而急于宣布一些不可靠的成就。#悬疑##历史#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
每朝每代都设有史官之职，曰太史令，其中又分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记录不同的活动。如外交、内政、宫庭、祭祀等。自唐朝以逮当政干涉史官故已失去了真实性，历史学家均用“隔代修史”及参考野史来对官方史进行修正，使其更具有真实性。野史即民间文人写的有关历史，大都以传记形式，如清代野史“清史烈传“以写权贵个人而反映当时的史况。相较而言不受官方压抑，更具有真实性。本人学术浅有误之处，望谅！
“《史记》对夏朝和商朝都有详细的描述”这个命题有问题！通读过《史记》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史记》对夏朝和商朝的“记”与“叙”都相当简略，没有详细的描述。对比，我们也没有苛责司马迁的意思，毕竟，那段历史的史实能流传到司马迁的手里，少之又少。对比，我想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仅供读者参考。
一，我们首先要用科学的思维去认识历史。所谓科学的思维，其最重要的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现在说不清的，先放着，等以后有了新发现再说。历史留给我们的残砖片瓦，先放那放着，不要人为地“修修补补”。更不要用想象去替代史实。
二，汉字到底有几千年的历史？现在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上限5000年。而我认为，实际上应该不到4000年。汉字应该是商朝出现的，离商后期的甲骨文不会很远。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要靠考古发现。目前的考古发现不支持汉字有那么长的历史。汉字又是记录历史的。没有确切记录的历史，只能是口耳相传的历史；这样传来传去的历史，其可信度就不必赘言了。
三，从考古的角度看，也不支持有夏朝的说法。就是说，有与没有，要证实，不要拍脑袋，不要拿这个传说、那个寓言作论据。
四，纵观中国的历史，有技术，无科学。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等，那是技术，不是科学。科学是一种方法论，是逻辑思维，是科学推理，是可以实证，是可以反复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就照应了第一个问题，对历史问题要持科学态度。中国人有个毛病，一说到自己的历史，那是越长越好，越古老越过瘾，谁要提点不同意见，谁要力争拿出点科学论据，那是群起而攻之，甚至用道德、三观来无情打压。究其原因，就是我们骨子里就缺少科学的思维。
五，对《史记》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功是功，过是过”，不能葫芦搅茄子。历史上有不少名人极力赞颂过《史记》。我在读《史记》的时候就常常感到不快，比如，司马迁也喜欢说一些“一语成谶”的迷信的宿命论的东西；比如，夹杂了很多个人感情的问题；比如，从三皇五帝开始，上千年的历史，就十几个帝王，明睁眼露的不合理，也不做客观解释，起码是不严谨。最可恨的是，司马迁原本也就那么一说，我们后代有些人，脑子动都不动，闭着眼睛胡乱传播，有意思吗？
六，历史，总的来讲是为政治服务的，要么偏颇，要么杜撰。《史记》问题也牵扯一个人——孔子。现在是什么粉都往孔子脸上搽。关于孔子，限于篇幅，我只想简单说一嘴。孔子曾在鲁国为官，干了不长时间就被罢免了。鲁国的国君就是混蛋呗？然后，孔子又周游列国，19年，跑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干嘛呢？讨个官做。结果，没有一个国家用他！春秋时期，诸侯国兼并多么厉害！个个国君都在刀尖上行走，一不小心，国破家亡！所有这些国君都不欣赏孔子，那么，这些国君全都是二百五呗？到了70岁，绝望了，孔子回到故乡，73就去世了。这三年，孔子，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又修《诗经》，又修《春秋》，又为《易经》写出“十翼”……看来孔子是被活活累死的。从古至今，这些不顾死活地歌颂孔子的人，就不怕别人骂你是狗脑子吗？
静以修心丶
2022-11-22上古记录历史的是道家贵族，并且是世袭罔替的，比如司马迁，他的名叫“迁”，“司马”仅仅是他的官职，像他们这种道家贵族，是以官职为姓的。
记录历史的，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最高官职是“御史大夫”，是国家最高管理体系的“三公”之一。
秦始皇之前，记录历史的地位更高，他们号称“帝师”，可以训御帝王得失，他们由以前的“巫史”转变而来，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在国家体系中有崇高的地位，而修史，是其一脉相承的职责，一般没有大的改动，只不过因为道家记录历史，讲究“万物负阴而抱阳”，讲究“默默无闻”，讲究“阴谋诡计”，讲究“为尊者讳”，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记录的历史由于权威受损，导致了人们的合理怀疑。
司马迁时代，为了维护道家的贵族尊严，司马迁仍然敢于直言君王得失，由此而身受腐刑，汉武帝是确实没有办法，仍然让他记录历史，写史的人，地位虽然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地位一落千丈，但司马迁仍然有他骨子里的骄傲，所以其记录黄帝乃至夏商历史，作为道家记录历史的最后一人，可靠性应该来说是相当之高的，只不过他的遭遇，对后世的儒家平民史家而言，基本就是“杀鸡儆猴”，导致缺乏修史的独立性了，成为帝王的纯粹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