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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悠长

  2022-11-19

  依伊书院:读写变现圈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有多次对徐志摩影子的描写？了解文学史的人多少都听过，金庸先生笔下的表哥多是薄情寡义之辈，而这些的原型皆来自他自己表哥徐志摩。
  
  徐志摩成名时金庸才7岁，两人相差年龄较大。又因为徐志摩的名气很大，金庸的家里经常以徐志摩来激励金庸，徐志摩就像咱们父母口中的“别人家孩子，”金庸在幼时读过许多徐志摩的散文集，受他的教益很深。
  
  后来在金庸成年后，家里依托徐志摩在剑桥的关系，赴英国剑桥本硕连读。金庸在一次做客央视《艺术人生》时，主持人朱军问他选择在剑桥读博士是不是和徐志摩有关？金庸说“小的时候受他影响是有的，表哥在剑桥读书时，爸爸说，长大后你也去念。”这也佐证了“别人家的孩子”一说。
  
  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家人经常拿他和徐志摩比较，本身就有了一些“厌烦。”再加上后来徐志摩为了有夫之妇的陆小曼和原配张幼仪离婚，违背了他心中的婚姻观，所以对徐志摩更加不满。
  
  于是我们看到《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连城诀》中的汪啸风、《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这些人的人物设定都是表哥。而这些人物在最后都因为妒忌或贪欲暴露邪恶的本质，走向不归路。
  
  如果说以上只是影射，那在《天龙八部》四大恶人中的淫贼——云中鹤，就是直指徐志摩了，大家都知道徐志摩的一个笔名叫“云中鹤。”除了这个，徐志摩在《爱眉小札》中称呼陆小曼为“小龙” “爱龙” “龙龙”等很是肉麻的名字。而在《天龙八部》中关于小龙女的描述是“扔在重阳宫外的弃婴，被古墓派第二代传人收养，并授以武功·······这姓龙的女子叫做什么，外人无从得知，邪魔歪道都叫她小龙女。”
  
  在描述中，是“邪魔歪道”称她为小龙女，而四大恶人最恶又是云中鹤，这不就是暗指二人吗？
  
  再说回现实，1931年徐志摩空难，其余人送的挽联都是亲自写的，而到了查家，送的挽联则是直接引用的黄仲则诗中的“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运用杜牧和元稹的典故来讽刺徐志摩和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的关系。
  最主要的是，徐志摩发生空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去参加林徽因的聚会。这三个人的关系说不清理还乱，说回金庸和徐志摩的关系，金庸去参加徐志摩的葬礼时才十岁，尚为年幼，挽联的事情也是由家里的人定的，所以我们就不多做考究了。自这个之后，两家的联系就渐渐少了。
  
  文人之间的故事太多，也太有趣。金庸对于爱情是执着的 ；而徐志摩对待爱情还是略微有些三心二意了。对待相同的事情不同观点和态度的人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就像人们说的三观一样。所以在结交朋友时，没有必要硬融，适合自己的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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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123

  2022-11-19

  姚雪垠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兼学朮委员会主任阎浩岗谈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研究会#
  
   
  摘要：一些非文学因素影响了对《李自成》的评价，主要包括对作者创作动机的曲解、作者性格及特殊历史机缘造成的误解、狭隘“启蒙”批评视角导致的盲点等。对该作艺术描写“现代化”和人物塑造“理想化”的指责亦不符作品实际。《李自成》的被曲解误解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界存在的不良偏向，即未认真读完作品全部即下断语，忽视作品本身文学价值的具体分析，以及“跨元批评”现象。《李自成》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对这部当代长篇小说杰作，文学史不应忽视和遮蔽。
   
  曾被茅盾、朱光潜、秦牧、刘以鬯等名家予以高度评价、广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近20年来的接受和评价却接近冰点：为数不多的有关《李自成》及其作者姚雪垠的文章，除却亲友故旧的访谈回忆以及偶尔一见的普及性简介，研究论文多是将其作为反面材料，按“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之逻辑论述其“没落”的必然性，或按进化论逻辑论述当下历史小说超越或高于《李自成》之处。故旧亲友的文章之外，给《李自成》较高评价的论著屈指可数。近十多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对之漠视、无视，或只作为一种“现象”几笔带过；列了专节的，在简单肯定其艺术成就之外，更突出它怎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对之作较充分肯定的，似乎只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笔者认为，现在《李自成》受到的这种冷遇，并非其实际文学成就的真实反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读者兴趣转移这种常见和自然的原因，大学文学教学、文学史著作以及批评家对大学生、研究生和其他普通读者的导向，在其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有些专家学者对《李自成》的评价中，非文学因素又起很大甚至主要作用。此外，对作品本身还存在某些多种原因造成的误解曲解。这大大影响了对这部巨著总体艺术成就、文学价值的评估。要客观公正地评价《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就要排除那些非文学的干扰，将被误解曲解的方面还其本相。
   文学以外因素影响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这在其他当代小说的评价中也存在，而在对《李自成》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就是对作品创作意图的歪曲：说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是为政治投机，并由此出发贬低《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先是台湾的陈纪滢，他在台北《传记文学》1982年第2期发表《记姚雪垠·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一文，称“因毛自比秦皇，又以李自成自况。姚雪垠窥透了毛的心理，才有此一著作”，所以《李自成》“只是他替毛泽东完成一部‘影子传记’”。八年后，又有大陆学者重复这一观点。陈纪滢远在海峡对岸，与姚雪垠隔绝多年，其推断属于“想当然”自不必说；大陆学者除了同样想当然地推论，也并未提供可靠论据。而曾为姚雪垠故交的姜弘，也为此一观点提供了缺乏旁证、亦属推论的“佐证”。 对此，姚雪垠生前两任秘书俞汝捷和许建辉分别撰文，以自己掌握的一手资料以及对姚雪垠为人的切身了解，逐一进行了辩驳，指出：《李自成》的创作动念始于三四十年代，与毛泽东毫无关系；作者1957年开始写《李自成》时，完全没有指望生前能看到书出版，他想到的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笔者在此再补充一证。1983年，在一次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姚雪垠就说过：
   当时也没有想到生前还能出版这部书。……也正因为不准备出版，所以我敢于把崇祯、把宫廷生活写得那样细，否则发表出来还得了？
   若认真查阅相关资料，依据事实按事理推断，真相本不难判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姚雪垠曾一再表示，他是要写一部描绘明清之际广阔社会生活画卷、足以留传后世的空前史诗，绝不迎合时俗。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果他真的是为讨好毛泽东，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他直接写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直接歌颂毛泽东岂不更好？姚雪垠的两次上书毛泽东，只是为了争得最起码的创作条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作政治投机手段的人，怎会用42年时间去写一部书？若将姚雪垠在自己的三项创作计划（《李自成》、《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中选择先写《李自成》，解释为是为迎合毛泽东，那么，在毛泽东提倡“评法批儒”时，他坚持不写李自成反孔，则作何解释？ 姚雪垠选择写《李自成》，自己感兴趣、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是主要的，他是找到了“想写”和“能写”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