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关于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当代哲学水平到底怎样？的问题，大家能帮助我解答一下吗
空无
【方克立：永远的德业之师】
—— 他开创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之先河
—— 他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给予思考
2021年4月10日，在北京天寿陵园，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先生的骨灰下葬，一个长期思考中国哲学和文化向何处去的大脑与这个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一年之前，身在新加坡的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樊浩收到学生徐嘉的微信：方克立老师2020年4月21日22点19分去世。
方克立既懂马克思，又懂孔子，是论著如珠玑、执中国哲学科学之牛耳的哲学大师。有人问他，心里最服膺的是什么。方克立说：“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社会科学之魂。”对他而言，“马魂”早已贯穿于学术血脉之中，并始终不渝。
做学问不追求“高髻细腰”
“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平实”的学风和文风渗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张扬而沉潜、不偏激而平正、不狭促而涵容的大家风骨。
方克立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是组织史学界名家考证出“越王勾践剑”的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1938年6月28日，方克立诞于湖南省十四都思古堂，这里曾是湘中耆儒赵启霖的旧居。或许是在这种“磁场”的指引下，使他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结缘了。
尽管方克立家学条件优越，但他的父亲却并不希望子继父业，而是鼓励他从事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科学。真正让方克立最后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
高中毕业时，方克立本打定心思报考理工科大学，但有一天班主任对他很严肃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你文理科基础都较好，最适合学哲学，学校已决定推荐你报考。于是他便赶紧复习了几天历史、地理就上了考场，结果在统考前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方克立便在此机缘之下开始了哲学生涯。
在方克立之后的为文治学中，相较于那种天才的火花闪现，他更看重“平实”两字。方克立说：“我从一些前辈的学风和文风中常能感受到‘平实’二字，平实不是平庸，从平实中能看到他们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思想。这可能是一条切近而致远的成才道路。”
“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
他曾不止一次地用著名史学家韩儒林先生讲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教育学生，这对学生的“才握笔管，便讲词章”肤泛文风来说，是可以“药之”的。“平实”的学风和文风渗入方克立的骨髓，造就了他不张扬而沉潜、不偏激而平正、不狭促而涵容的大家风骨。
在中国哲学史界，有几个颇具特色的学派，比如上海的“冯契学派”，武汉的“珞珈学派”，北京的“人大学派”，等等。其中，方克立属于“人大学派”，因为该派的开创者是方克立的恩师石峻先生。
方克立自居为“石门弟子”，与石峻先生的来往信件中的抬头也以“石公吾师”称呼。但严格说起来，大学时方克立并未听到石峻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这也成了他的一大憾事。
但他学生时代的遗憾参加工作不久就得以弥补。毕业后，方克立留在中哲史教研室给石峻先生做助教，这使他有机会系统地听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方克立曾回忆说：“石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一部中国哲学史都在他的心中，讲授起来挥洒自如，要简能简，要繁能繁。”
两人开始结缘，得从一盘苦瓜肉圆说起。文革期间，方克立被安排去调查了解石峻先生的政治历史情况，方法是直接交谈。方克立对老一辈知识分子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执着精神深深服膺。之后，两人的往来变得更加密切，除了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学术问题，石峻先生还经常为方克立下厨做一道家乡的苦瓜肉圆。方克立一直记得做法：“把苦瓜洗净切成寸段，挖掉中间的瓜瓤，塞进调味好的肉末，放在蒸锅里蒸熟，吃起来清香可口。湖南人爱吃苦瓜，这是家乡的一个传统菜。”
方克立和石峻都是湖南人，在这样清苦的岁月，家乡的味道给了他们最大的慰藉。
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中曾写道：“趋势之疾沦为骨髓，相率崇效，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如时尚界一窝蜂地追求高髻细腰一般，学术界亦有趋势之病，这是方克立最为厌恶的。
他不肯曲学阿世的治学态度正是深受另一位导师任继愈的影响。大学后期，方克立的兴趣点转向了中国哲学，曾就《周易》经传关系撰文批评过冯友兰和任继愈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看来，一个未出校门的晚辈后生公然批评学术耆儒显得“不知天高地厚”。然而，这位“望之也严，即之也温”任继愈先生却并不恼怒，反而对这样一篇“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章大加赞赏，并对方克立大加提携。详见原文：方克立：永远的德业之师-中国教育新闻网
作者：本报记者 刘博智 通讯员 卢兴
《中国教育报》2021年09月14日第4版#教育##教育微头条##人物##方克立#
其实中国自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主导地位后的几千年，中国没有哲学。中国人的文化思维里没有哲学观。
中国人懂得一些哲学原理，都是从西方几位哲学大师的著作中学来的，又由于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外来的哲学又学得不透，似懂非懂，这可以从国人的文化作品，文化思想，思维逻辑中反映，缺乏哲理性。
请问，几千年来，只有毛泽东主席的几篇著作是哲学理论性强的大作，还有谁是中国哲学大师？有什么哲学名著？有吗？
所以，严格地说，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哲学水平仍处于低级阶段。
可能把不是哲学的东西很严肃地当成哲学了。???
（一）立足现实的态度 ：中国哲学家对人自身的思考、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总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世界。
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哲学的开端，也曾出现过天命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但中国与其他民族不同之点，就在于早在商周之际，天命神权思想就开始动摇，发生了“天的人文化”过程：而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中国人文精神，自身又具有消解宗教因素的作用，这就使得春秋末期以来的中国哲学发展，都立足于现实世界，很少有彼岸世界的成份。周公旦强调“敬德保民”，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老子追求“小国寡民”，都直接体现了立足于现实世界的精神。
即使在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中，最终所追求的往往也不是彼岸世界。土生土长的道教讲长生久视，希望人们永远活在现实世界中。中国化的禅宗讲顿悟成佛，反对追求辽远的天国。近代洪秀全吸取基督教教义所追求的农民天国理想也不是彼岸世界的，他提出：“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
正是这样，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普遍存在着把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割裂开来、对置起来的情况。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重视“百姓日用”，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即世间而出世间”，认为理想的追求、精神的超越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和内在的超越。即便是主张超越的人文精神的道家，也是如此。如庄子认为，人的精神上的自由追求，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二）非实体性的思维 （关系型视角）：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不是从分析对象世界入手，而是从考察主体世界与对象世界的联系入手；不是追求决定这种关系的最终实体而是探讨这种关系的各个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这是一种非原子论、非实体性的思维方式。
这一特点，从根本上说，是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联系的。中国古代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悠久而不衰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兴起与繁荣，促成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与农业生产联系最密切的天文学、农业和医学。这些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从整体中各个元素的分析入手，而是从整体中各个元素的联系入手，来把握对象世界。
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古代中国比古代希腊更早进入文明时代，产生了最初的奴隶制国家政权。与农业经济相适应，中国奴隶制保持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血缘纽带，并由此建立了一整套金字塔式的世袭等级特权制度。这一历史文化特点，促使我们的先人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这样一种注重联系的思维方式，经过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提炼、升华、反复加工，就形成了从考察人与对象的联系入手来解决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中国哲学智慧。中国古代的五行思想、阴阳思想、天地人相统一的思想，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哲学智慧。孔子讲的“爱人”，墨子讲的“兼爱”，孟子讲的恻隐之心，荀子讲的明分使群，也都体现了这种哲学智慧。中国哲学反复讨论的天人关系、人禽关系、君民关系、格物致知关系，也是这种哲学智慧的反映。
加之中国哲学的立足现实的态度，反对把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明确二分，因而中国哲学家并不关心决定这种联系的最终实体，而关注的是这种联系的各个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的非实体性的辩证思维传统。这种重联系的非原子论、非实体性的思维方式，与古代希腊哲学家的原子论、实体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内圣外王的追求：中国哲学家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探讨，但更重视的是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对人自身进行探讨。中国哲学的开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西方哲学起自哲人们对于自然的惊讶与思考，而中国哲学起自哲人们对于人生的忧患与求索。在古老的五行思想和阴雨思想中，就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对于人的生存智慧的探索。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纯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兴趣的可以说很难找到，他们的兴奋点，总是放在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上，总是放在对人自身的思考上。即使是思考自然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也总是要最后归结到社会人生问题上。荀子说：“善言天者者必有征于人”，认为对“天”、对自然界的思考，必然最终要回到对人对思考上来。
这种对人对思考与探讨，又总是与伦理、与政治、与历史、与文化相联系，表现出一种巨大的现实感和强烈的历史感。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对智慧的追求，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兴趣、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学问，而包含了一种对民族、对国家、对天下的崇高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体现出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精神，不只是通过他的言论和著作体现出来，而且通过他的行为、人格、德性与人生体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者比前者甚至更为重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句话可以说典型地表明了中国哲学的特点。
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国哲学家对内圣与外王对追求。中国哲学家对思想创造，总是体现了他们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和追求。张载的一断名言很能概括这种理解和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拒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考，往往不表现为纯思辨的学理，而表现为具有实践品格的学理。他们总是立足于现实的实践活动，来作哲学思考，正是这样，中国哲学的智慧，在军事著作中、在农业著作中、在医学著作中、在史学著作中、在政论著作中，往往得到相当精彩的体现。兵书如《孙子兵法》，农书如《吕氏春秋》中的《上农》，政论如汉初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都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和重要价值的著作，都可以作为哲学书来读。
（四）不拘一格的表达：中国哲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哲学智慧的表达方式，在中国哲学史上实际是不拘一格的，或采用语录的形式，或采用寓言的形式，或采用诗的形式，或采用注释前人著作的形式，或采用逻辑论证的形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例如，一部《论语》，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都是以语录的形式记录下来，用语极为精炼，没有一套一套逻辑推理，多半都是结论式的，但却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活生生地勾画出孔子其人其学。这种语录体的著作，成为以后中国哲学家表达思想的一种重要形式。后期禅宗的《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程颢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朱熹的《朱子语类》，熊十力的《十力语要》，都是采用这种语录体的形式。
一部《庄子》，其中就有许多哲学寓言，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寓言，于谈笑之间，讲出了宇宙人生的深刻道理。在《韩非子》、《吕氏春秋》中，也载有许多生动有趣的哲学寓言，为人们长久以来所传颂。如守株待兔的故事，就出自《韩非子》；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前者嘲讽了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人，后者批评了那些不懂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人，都阐发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显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
一部《老子》，就是一首极其优美的哲理诗，以诗的形式，以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表达了对宇宙人生的深刻看法。屈原的《天问》，以诗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宇宙人生的一百多个问题，一千多年以后，柳宗元作《天对》以诗的形式对其一一作答，形成了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名篇。
中国哲学家还常常通过解释前人的哲学文本，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由此形成了经学传统。中国哲学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著作，都是以这种解释前人哲学文本的形式出现的。如战国时的韩非的《解老》、《喻老》，魏晋时王弼的《老子注》和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这种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创造。
中国哲学家也有运用逻辑方法建立体系的例子。如孟子、荀子的著述，都有很强的逻辑性，论证得相当清晰明白。王充的《论衡》，逻辑性也相当强。全书各篇在安排上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在论证上总是先提出论点，然后再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证。但总的来说，这种运用逻辑方式建立体系的著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并不是主流。
这种不拘一格的表达，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思想是零散而不系统的，而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系统不是单靠逻辑体系所能呈现的。正如冯友兰所说：“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中哲学家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所呈现出的主要特点。在看待和把握这些特点上，有三点须作说明：第一，这些特点都是相对的，不能把它们绝对化。第二，我们在反思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应当对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持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到这些特点展示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智慧，其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我们主张用平等的心态来看待与研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反对用西方哲学来贬抑中国哲学，反对用胡适当年“万事不如人”的全盘西化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哲学文化；同时，我们也不赞成用中国哲学来贬抑西方哲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第三，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国哲学开始了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与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实现的，但这种转变也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哲学，而是通过西方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两个相联系的运动实现的，表现为中西古今哲学的交流与融会。中国哲学，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吸取了外来的哲学智慧，也保留了自己的哲学智慧，并对这种智慧作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
因此，中国哲学的包容性和善于融合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高度建立在任何哲学体系之上。
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自己的想法。
第一，中国现在只有研究哲学的人，并没有哲学家。哲学家要能够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有自圆其说的一套哲学理论系统，包括独创的哲学概念、判断、推理论证体系。如 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培根哲学，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第二，中国现在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是他人的思想。因为在前面说明了，研究哲学的人，是研究那些哲学家思想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创新，只是解读而已。
第三，哲学思想是社会的导向，是为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指引方向的。我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就目前而言，中国有许多哲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没哲学家。西方哲学同样也没有发展，更多的是转向对技术进步的关注，从而走实用主义哲学。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关注焦点在经济上，也就是说重商主义大行其道。哲学已经成为摆设的领带，中国近代的哲学家只有毛泽东，其它只能称为哲学史家，因为他们只是在讲哲学，没有发展哲学。
昨天看到复旦一位名师在讲座中说，“如果你们要问我哲学有什么用？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哲学没有用！”
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哲学教授在严肃的讲坛上这样谈论哲学不可取。我认为哲学只有对不懂哲学的人来说才是无用的，对于真正掌握哲学精髓的人来说，处人处事每天都可以用哲学，而且是大有用处。
其实我们可以套用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来谈论哲学，感觉很贴切，那就是：“无用而无不用”。
我们常常听到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说哲学是所谓“无用之学”，这是没有掌握的哲学的人，从功利角度对哲学的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流行开来，毕竟能把哲学掌握的很好的人是少数。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了交流方便，在大家都明白其中含义的情况下，这样说也无大碍。
但是，专业的教授应当坚定维护哲学的神圣与尊严，应当坚守最基本的道义，不应当屈从于流行的观念。因为他们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的灯塔，是普通人群心中对世界认知的坐标，在专业严肃的场合这样说，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阵地，而且还误导了大多数人。
中国现在信奉的是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与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五行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一脉”就是客观世界。
金色回忆
2022-11-12谢谢邀请！
当代的哲学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倒退。如今，所谓的哲学大师们研究的不是哲学，而是哲学史。
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中国哲学是人生智慧之学。从黄老思想，到儒家学说，再到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都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包括诸子集百家和佛家。当代中国哲学，严格地说已经被今天所谓的大师们支解了。借用俞平伯先生的话说：是红学会杀死了红楼梦。我认为：是哲学家们杀死了哲学，哲学家们只会研究中外哲学史；艺术家杀死了艺术，艺术家们只会研究艺术形式；文学家杀死了文学，文学家们只会研究文学概论。如老子说的：无为而治，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哲学家们偏说：老子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哲学家们却说：孔子看不起劳动人民。释迦牟尼说：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哲学家们便说：佛教是迷信。中国的人生智慧之学，就这样被哲学家们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活活地给支解了。
当今哲学已经被支解的只剩下躯壳了，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齐白石先生说过：学我者生，象我者死。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哲学，我们不需被手术大师们支解过的哲学；我们需要崭新的成体系的哲学，我们不需搬运工搬来的残缺哲学；我们亟需要人生智慧之学，来引领大家去探索世界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