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关于中国农业大学有考古系吗？的问题，大家能帮助我解答一下吗
连续多日高温后，今夜终于有了些许秋的凉意。
下午参加了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主办的《稻粱生民—从史前到近代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讲座，第一讲是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李水成老师主讲的《驯化与农业起源》。
农业起源是今年的重点学习课题，虽然李老师因为随后就要赶往考古现场，时间仓促，但听完依旧收获新知，根据李老师主讲的内容，这节课的学习笔记整理如下，也非常感谢仝老师分享讲座信息，素昧平生，心存感激。
一、什么是“广谱革命”的生态解释”？
即从以往利用k-选择资源”转向“r-选择资源”。
k-选择资源：指的是大型动物；增长潜力有限，过度利用将导致资源枯竭。
r-选择资源：指的是小型物种；潜在产量高，不会因开采而导致资源枯竭。
二、什么是驯化
关于驯化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李老师今天讲的定义是：
以选择为先决条件出现，结果导致植物生长和繁殖被人类活动所改变，在植物与人类之间发展出共生关系。
三、之前谈到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是四个中心，瓦维洛夫描绘了七个驯化中心，分别是：
1、热带南亚中心
2、东亚中心
3、西南亚中心
4、地中海中心
5、埃塞俄比亚中心
6、中美洲中心
7、安第斯(南美洲)中心
四、一个重要的观点：
麦克尼什(R.S.MacNeish)在墨西哥提华堪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发现当地的动植物驯化经历了8千年的悠久岁月。他发现，在农业的初始阶段，并未出现伴随的定居村落、陶器、磨光石器等被柴尔德列为'新石器革命’的基本要素。可见，“农业的起源并非一场革命，而是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与中国的黍粟、水稻起源及驯化何其相似）
五、这个问题在今年上半年三联举办的活动中，听陈老师也讲过，今天李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即有人认为：驯化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失误?
原因有两点：
1、小麦、稻谷和玉米不适合人类消化系统；它们均属草本植物种子。
2、有人认为：从旧石器时代以动物肉和脂肪为主导的食谱转向新石器以碳水化合物为主食，导致一系列饮食问题和疾病产生。#农业起源#
陈楚涵Royal.Free
2022-10-20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证明当时种水稻
节选自《农业考古》2006年04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姚政权吴、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王昌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赵志军。
一 、遗址背景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陶寺镇南,平面形状略呈长方形,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二、样品采集和处理
近年来,伴随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西队和科技中心曾经做过植物孢粉、浮选炭化植物种子、炭块树种等方面的采样分析,但是没有做过植硅石采样分析。本研究旨在填补陶寺遗址植硅石分析项目的空白,一方面看所得到结果是否与孢粉、浮选结果相吻合,另一方面试图寻找陶寺遗址可能存在的农田。根据发掘领队何驽对陶寺聚落形态的分析推测,陶寺城址外西北近郊即中梁村一带,地势比较开阔平缓,可能是大片农田存在地点之一,因此在这里选择中梁村北第Ⅰ、Ⅱ剖面采集植硅石土样。
三、植硅石形态分析
1、遗址环境
植硅石分析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古环境研究方法。“每一地层中的植硅石组合都反映出土壤剖面所代表的时间跨度中不同的文化事件和环境要素。”(23)考古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结合孢粉和植硅石组合来复原考古遗址的古环境。植硅石记录在分析考古遗址的植物历史,特别是禾草类,较之其它环境分析载体更为精细和稳定。因此,根据剖面地层中植硅石组合的变化情况,即可获得有关陆地植被和气候环境变化的信息。
2、农业生产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山西省粟的栽培历史距今至少已在5000年以上,夏县西阴村、万荣县荆村和陶寺遗址均有粟的炭化籽实出土,侯马乔山底龙山文化遗址更有两座容积为25m3和40m3的大型谷仓出土,仓库还堆积有炭化谷子。陶寺遗址已浮选出大量炭化谷子,个别窖穴也发现有谷子的朽壳。现今陶寺居民所种的作物中仍有一种立夏或芒种时播种的“小谷”。大家知道,与水稻和玉米不同,粟的植硅石形态研究至今尚未有突破,即尚没有建立根据植硅石形态有效鉴别粟的方法。尽管如此,陶寺样品中如图g、h所示形态规则的植硅石,与发育自现代谷子颖壳的植硅石形态极为相似,也与喇家遗址出土面条中鉴别出的谷子颖壳植硅石形态(27)几乎完全一致,若据此判别粟的存在,尽管不够严谨,但毕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而且蔡莲珍等(1984)测定陶寺遗址出土的炭化谷子的δ13C值为-11.8%,与小米的δ13C平均值相近。“对墓葬人骨与猪骨的δ13C测定,反映陶寺人食谱中4C植物占70%,说明小米在食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猪显然是人工饲养,喂食了小米或谷糠的缘故。”(31)如果再结合在遗址中出土的石锄和在一些灰坑窖穴上所遗留下来的“单齿”、“双齿”的木耒或骨耜痕迹,说明当时陶寺居民的农业生产已经是以石锄、石铲、木耒、骨耜为主要工具的“耜耕”农业。陶寺遗址出土的大量矩形双孔石刀,便是最适于收割谷穗的“爪镰”或称“掐刀”。这些证据都表明:陶寺存在粟的栽培当在情理之中。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分别在中梁Ⅱ剖面的2号和5号样品(2号样品距地表82cm,出于近代层第②层;5号样品距地表155cm,出于陶寺文化灰坑第②层的上部)中各见到一例发育于水稻颖壳的双峰型植硅石和发育于水稻叶片的扇形植硅石。近代陶寺一带早已不种水稻,而在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却曾于贵族居住区周围的灰坑内浮选出少量炭化大米,结合当时暖湿的气候大环境和中梁村一带多芦苇扇形植硅石的低隰微环境,似乎有理由推测在陶寺遗址北部的低洼湿地可能存在少量的水稻种植,收获的稻谷也主要是供给贵族们享用。这便意味着陶寺城址外西北部低隰之地有可能在陶寺文化时期是潜在的水稻田之所在。
四、小结
陶寺遗址植硅石分析虽然是尝试性的,但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收获。陶寺遗址植硅石初步分析结果展现出来的陶寺文化时期温暖偏湿的大环境背景与孢粉分析大致吻合。而中梁一带大量芦苇扇形植硅石则印证了陶寺遗址南高旱、北低湿的微环境差别,进而指示出陶寺遗址水稻田潜在的位置,对孢粉分析结果又是一大出乎意料的突破,同时又进一步确证遗址内浮选出来的炭化大米是当地出产的判断,改变了发掘者原以为从外地“进口”的推测。植硅石分析仍无小麦的踪影,这与以往陶寺孢粉和浮选结果相呼应,陶寺遗址没有小麦种植很可能是实事。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尽管此次我们找到了粟的植硅石,有希望印证陶寺遗址浮选出的粟是当地生产的结论,但是尚不能肯定陶寺遗址的主要粮田(粟或黍田)的大致区域,这将是我们陶寺遗址植硅石分析今后致力解决的大问题。陶寺遗址粟或黍田的寻找,对理解陶寺遗址聚落形态和人口规模具有极为重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