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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2022-11-15

  （一）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内迁概况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全国的高等院校，由于清末以来社会发展的特点与经济、地理等条件的制约，布局十分不合理。不论是国立、私立以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沿海、沿江各地区，尤其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几个大城市。据统计，战前全国共有高校一百零八所，东南沿海及沿江各地区的高校就占总数的90％左右。如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于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所称：“我国易受敌人攻击之区，多为学校文化中心。”全国高校的这种布局对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是十分不适应的。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大举侵华的战争危机已十分紧迫也十分明显。中日必战，这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由于敌强我弱，若战端一开，我国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必将暂陷于敌手，这也是可以预见的现实。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国民政府理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的以弱抗强的民族自卫战争做好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的准备，其中包括对东南地区高校的内迁与重新布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在对日的备战中，对全国高校的内迁与重新布局耽搁延误。据现有史料，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除天津的南开大学与北洋大学曾自发到重庆与西安准备筹建分校外，其他高校几乎都毫无动作。因此，当抗战全面爆发后，东南沿海各高校都立即暴露在日军的战火面前，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如天津南开大学的校园被日军战机与大炮狂轰烂炸，几乎夷为平地；上海光华大学的全部建筑物都被毁于“八一三”战火之中。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全国一百零八所高校，被破坏九十一所，占高校总数的84％，其中被破坏严重的二十五所因而停办。国民政府有关当局承认：“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因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动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分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战火破坏以后，接着就将是日军的占领、日伪的接管与霸占。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被摧毁、被中断、被敌利用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才令中国沿海、沿江各高校在战火迫近前夕或战争发生后，匆忙内迁，奔向较为安全的西南、西北各地，或就近迁入山区以及有英、美等“中立国”庇护的租界地。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内迁的高校又一迁再迁。总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全国东南沿海与沿江地区的高等学校内迁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37年7月到1939年。这是日本侵略军的战略进攻阶段。东南沿海、沿江高校中，除外国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保持“中立”未动外，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就近迁入英美租界，其余绝大多数高校，或迁往西南、西北，或迁入附近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先迁到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后又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洋大学、北平大学与北平师范大学迁到陕西，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三十一所高校分别迁到四川各地；浙江大学先迁浙江天目山，后迁江西，又迁广西，最后迁到贵州遵义。
  
  
  第二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这一时期由于英美与日本关系日趋紧张，上海租界形势日益恶化，终于到1941年12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攻占香港、占领上海英美租界，华南各地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英美租界与华东、华南各地山区的高校，又相继向西南各地迁移，如上海交通大学、沪江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从上海租界迁到重庆；滞留北平的燕京大学西迁成都；原迁到昆明的上海医学院、北平艺专、同济大学等因缅甸战况紧张，又内迁四川。
  
  
  第三时期，自1944年到1945年初。这一时期由于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与黔南战役，使得原内迁分散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入川，如原内迁在广西的华侨工商学院、在云南的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在贵州的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以及之江文理学院，还有在皖南的东亚体专等，都纷纷再次内迁到四川。
  全国内迁的高校，最后多集中在四川的重庆与成都，以及云南的昆明等地。其中重庆最多，一地集中了二十五所内迁高校。这是因为重庆与成都，为当时国统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不但与政府各部门关系密切或学校负责人为政府要人兼职的高校，如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朝阳学院等迁至重庆，即一般高校为各方面方便计，也争相到重庆定居。成都有内迁高校七所，多为原东南沿海地区之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这是因为成都原有一所华西大学，与上述各校都受同一个“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部”之管辖，便于寄居或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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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飞

  2022-11-15

  [ 民国轶事之二 ]
  
  美女作家，大学教授，专业骂鲁迅半生，多大的仇啊？！
  
  苏雪林，知名女作家、学者。先后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等高校任教。 
  
  其代表作有：《绿天》，《蝉蜕集》，《棘心》，《蠹鱼生活》、《青鸟集》等。她的文笔秀丽畅达，很有女性作家温婉、幽丽的气质。
  
  1973年，由台北广东出版社出版的《屈赋新探》，是苏雪林研究屈原半生的事业。
  
  是的，她研究屈赋30多年，写了60多篇文章。可见，苏雪林对研究屈原、研究学问的用心和执着。
  
  同样的，她骂鲁迅也很用心，也很执着，这一骂就骂了半辈子。
  
  苏雪林其实最开始并不讨厌鲁迅，相反，她非常敬重鲁迅先生。
  
  在鲁迅面前，她始终谦称自己为"学生"。她还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绿天》赠送给了鲁迅。又在扉页上写了:
  
  "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
  
  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在这篇文章里，苏雪林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可以说，在鲁迅生前，苏雪林将鲁迅先生视为偶像。用她的说：
  
  "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不过，这些赞美与尊重，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来了个大逆转。
  
  1936年11月12日，鲁迅先生去世不到1个月，苏雪林就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苏雪林写了长达4000字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在这篇文章里，苏雪林破口大骂鲁迅是"阴险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并说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兴风作浪"，"含血喷人"，"祸国殃民"！
  
  甚至于鲁迅先生生前曾好心支持贫困作家，比如萧红等青年，这些行为也被她说成是"收买人心"。
  
  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不到半年的时间，苏雪林不知疲倦地，连续写了多篇“反鲁”的文章。
  
  这些文章，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语言文字上看，苏雪林对鲁迅先生都极尽口诛笔伐，十分地激烈。
  
  1966年11月，鲁迅逝世30周年，苏雪林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了一篇27000字的长文《鲁迅传论》，继续大骂鲁迅。
  
  2万7千字的文章，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第2年，苏雪林还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整理出来，由爱眉出版社出版，书名：《我论鲁迅》。
  
  这么看来，这个骂鲁迅，不是简单的恩怨，是个事业啊。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对鲁迅满腹怨恨的女子，却活了102岁。
  
  三少说：
  个人恩怨也好，政治原因也罢，苏雪林的这些言论的确太极端了！
  
  亲，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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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稳内敛

  2022-11-15

  罗天老师就不错哇，我对他接受度很高，上的政治课一点儿也不闷，会不知不觉中就把重点要点记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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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水伊人

  2022-11-15

  1949年7月，李默庵在和平起义前离开长沙，来到了香港。当时，云集到香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上层政界人物众多，蒋介石对他们设法进行拉拢。
  
  有一天，李默庵的同学袁守谦来找他，带来了顾祝同的一封便信。内容是:“奉校座电令，询问吾弟行止，嘱转知可来台相见等因，特请企止（袁守谦）弟来港面达。”
  
  李默庵稍作思考，对袁守谦说：“我从来是做军事工作的，鉴于形势，已决定退出军界，不再干了，不想去台湾。请代我婉言呈复。”
  
  袁守谦当即说:“我转达的任务完成了。我再谈谈个人的意见，你不去台湾，我赞成。对蒋，我看很难寄托什么希望。”
  
  8月，黄绍竑联络了在港的贺耀组、龙云、刘斐等44名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联名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
  
  这个通电发表之后，广州国民政府极为震惊，马上下令开除了这44人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发布通缉令。
  
  通电发表之后不久，新中国宣告成立，参加和平通电诸人不少陆续去了北京，黄绍竑等人也热情邀李默庵同行。
  
  对此，李心存顾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一直是在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任职，在国共对战中，所部均为主力部队之一。原想在湖南和平起义中将功补过，然而未能如愿。如果仅靠两次空洞的通电，贸然北上，似有再图混迹革命，投机之嫌。既然决心脱离军政生涯，不如还是另谋出路为宜。
  
  李默庵考虑再三，没有北上投奔新中国，一天天在香港拖延下来。
  
  随李默庵一起到香港的全家共十口人，有他的母亲、太太顾林、长女碧澄、二女碧清、二子希中、三女碧茹、四女碧庆、五女碧湖、三子希正。长子希刚则留在了长沙。李母在香港住了几个月，对生活不适应，随亲戚回了湖南老家。
  
  全家住在香港，每日花销不小。李默庵随身带的钱不多，只好将自己的别克轿车卖了6000元港币。再就是顾林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全家节省度日。
  
  9月19日，杨杰被特务暗杀后，香港警方立即通知李默庵、刘建绪、贺耀组等人，劝他们最好能够尽早离开香港。如有必要，警方愿派人保护，用武装的或是用便衣的任选。李默庵遂雇用便衣警察一人在家中保护，外出时则随自己行动。
  
  不久，台湾安全局副局长陈大庆来到香港，他也是黄埔一期，曾任李默庵的副司令，是李的好友。俩人会面时，李提到安全问题，陈负责地说，只要李不再有什么过激行动，他负责保护李的安全。随后，李便撤去了港警，有了安全感。
  
  然而，香港并非久留之地，李默庵几乎每日都在思谋去路。北京、台湾、南洋、欧洲都不理想，进退两难。
  
  1950年10月的一天，李默庵的大女儿李碧澄在街上，忽然碰到了她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的女同学孙某。孙同学的父亲是上海金融界人士，她一家人正在办理签证，准备移居阿根廷。
  
  这位孙同学热心动员李默庵一家随他们一家同去阿根廷。孙同学介绍说，她家已经了解清楚，阿根廷的生活费用很低，比香港可以低四倍，并说那里政局稳定，与大陆和台湾均无政治关联，去那里定居，不会牵扯政治等。
  
  李默庵对这些情况很感兴趣，于是约见了孙同学的父母，又详细了解了阿根廷的情况确实如此，感到很合自己心意。孙家也很热心帮忙，孙家与阿根廷驻港领事馆很熟，很容易便为李默庵一家办了签证。
  
  李默庵迅速告知了在美国的胞弟李宗元。李宗元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桥梁工程系，之后考取官费赴美深造。1945年，读取博士学位，留美工作。李宗元收入较高，还极力支持哥哥去阿根廷，并寄来路费。
  
  1951年元旦前夕，李默庵和太太顾林，长女碧澄、二子希中、三子希正，经过两个多月的航海旅程，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五女碧湖隔了两三年才到阿根廷。
  
  到阿根廷后，长女碧澄去了美国上大学，住在李宗元家中，由李宗元资助和照料。后来希中也到美国读书。
  
  在李默庵前后，到阿根廷定居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有一些，大概有二三十户，都是看中阿根廷稳定的政局和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阿根廷人多讲西班牙语，他们和当地人语言不通，相对集中居住，大家相互照应，彼此往来较为密切。
  
  李默庵一家安定下来后，开了一家洗衣店。无奈良将难经商，不多久便倒闭。好在当地物价便宜，全家省吃俭用，靠为数不多的一点积蓄，以及在美国的李宗元接济，尚可维持生活。李默庵闲居家中，做过股票生意，也赚了些钱。
  
  1964年，最小的儿子希正又要到美国去上大学。鉴于子女都到了美国，李默庵夫妇决定迁往美国定居。自这年起到1990年，李在华盛顿生活了26个年头。
  
  碧澄毕业后结婚，夫妇二人在美国创办了一家生物制品公司。希中到美国西雅图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当了高级工程师。希正在美国电子计算机行业界进取，成为美国很大一家电子公司的总裁。碧湖高中毕业后，便结婚成家。
  
  留在新中国的长子希刚，后来在东北工作；二女碧清在读书期间，不幸因意外事故夭折；三女碧茹毕业后，在北京工作
  
  1981年，时隔三十多年，李默庵终于回到了祖国，与长子、三女再次相见。#历史##人物#